依照先秦時代的世界觀，「遠支公族」沒有直系繼承權，根本就不能視作「六國」本身，完全沒有鎮壓的必要，秦始皇對於願意投效新朝的異姓貴族，像對商鞅、張儀、蔡澤、李斯之流一樣，賜予他們爵位和保障權利，完全可以理解。
事實上，被項梁扶立的韓王成的「橫陽君」封號在《史記》中就沒有標明為韓國的封爵，極有可能是秦朝的封爵，另如：
秦滅趙，（趙奢子趙牧）牧子興徙咸陽，秦封武安侯，遂為扶風人。（王儉：《姓譜》）
由於記載有限，我們很難詳細分辨在史書中出現的「故秦某某侯」是什麼出身，因何封爵，但是，作為現象本身非常有啟發性，就是秦始皇在統一之後，很可能並只是對「六國王室」不寬容，而對更廣大的「貴族」群體給予了優待。
這一事實，一處又一處的考古發現給予了印證。
1979年在秦始皇陵西側的趙背戶村發現了百餘座皇陵修建者的墳墓，其中出土了十八件刻有墓主籍貫、爵位、姓名的瓦文。見下表：（表格轉引自朱錦程湖南大學博士論文《秦制新探》）
表中的「不更」爵包含了原齊、楚兩地籍貫的人士，恰恰印證了「新黔首」封爵的事實存在，不過遠不如里耶秦簡的下表更有說服力：
（表格轉引自朱錦程湖南大學博士論文《秦制新探》）
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戶籍簡，展示了幾個新鮮的信息：
（1）「遷陵縣」除了「不更」之外還有「荊不更」，並與之並列；
（2）「遷陵縣」有一位「大夫」，卻是「荊大夫」；
（3）「不更」爵下是「小爵」中的「小上造」，而且人數還不少。
「小爵」的問題，與主題無關，可以擱置，重點談談「荊」字的問題，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也有一些爭論，朱錦程的《秦制新探》中收錄了張春龍、邢義田、張榮強、陳絜等諸先生的解釋，不外乎三種：
（1）「荊大夫」、「荊不更」是楚爵，只是秦朝政府登記進去了；
（2）「荊大夫」是秦爵，楚地本來的「貴族」對應封爵加「荊」字，遷徙來的秦人不加「荊」字；
（3）「荊大夫」是秦爵，是臨時性賜予，與故秦爵有待遇差別；
其實，這些說法可能都不正確，表中「荊不更」和「不更」的絕對數量很接近，以「內史」及「十二郡」的故秦地的人口存量，搞如此規模的「插花式」移民，不是「不經濟」的問題，是毫無可行性。
而且，對照「里耶秦簡」中的令文，秦朝的「徒」和「戍」往往是郡與郡之間的點對點派送，移民實邊最合邏輯的當然也是這種方式，這也就意味著「不更」也有可能是「故楚人」。楚人秦相李斯
而在秦漢之際的簡牘資料中，有一個非常類似的身份區分方式，見張家山漢簡《奏讞書》「新郪信案」：
（信）以堅守滎陽，賜爵為廣武君，秩六百石。蒼，壯平君……贅，威昌君……丙，五大夫……皆故楚爵，屬漢以比士，非諸侯子。
這段話是敘述新郪縣令「信」和同案犯的過往封爵，注意其中兩個信息：
（1）故楚爵，屬漢以比士；
（2）非諸侯子。
注意，此處的「楚爵」並非是項羽的「西楚」，而是「楚國」或「張楚」（下文詳述），也就是說，楚漢之交，也曾經發生過一次類似於戰國末年、秦朝初年「改朝換代」的爵位變革，從經歷來說，新郪令「信」一直是在漢王劉邦麾下，卻也由「故楚爵」，「屬漢以比士」，「比」的用法在上文中「蠻夷君長」處已有，實則是「同等待遇」之意，後來又賜「漢爵」。
也就是說，「楚爵」——「漢爵」的過程，很可能複製了「楚爵」——「秦爵」的過程，那麼，「荊大夫」、「荊不更」自然不會和「不更」並列，因為已經轉化完了，再強調其來源，對於融合統治沒有任何好處。
這個「荊」字，真正對應的是「諸侯子」，因為漢初法律文書上表明「是否諸侯子」，就意味著「諸侯子」這個群體在秦漢之際屬於特殊群體，必須標明，而漢初的圖籍資料本就為蕭何取自秦宮，地方上自然也是延續秦制，那麼，這個標識，極有可能也是延續自秦制。
過往學術界對「諸侯子」的身份多有爭論，李開元先生認為，「諸侯子」就是籍貫在原六國故地的、參與劉邦反秦戰爭的諸侯人，其實不確。
在劉邦入漢中過程中，「楚子、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」（《漢書·高帝紀》），楚子和樊侯蔡兼這樣的韓家子才是諸侯子，而「諸侯人之慕從者」才是李開元所說的「諸侯人」。
那麼，「諸侯子」到底是什麼？
應該是「楚國及諸侯支系宗戚之從軍者」，即六國的舊貴族子弟及他們的徒眾，或者僅限於他們本人。（見曾磊：《「諸侯子」小議》，《南都學壇（人文社會科學學報）》，2010年3月刊）大秦帝國中秦獻公、秦孝公的父子兵，這也是貴族軍隊的常態
另見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中記載：
令太子守櫟陽，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。
五月，兵皆罷歸家。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，其歸者復之六歲，食之一歲。
由此可見，漢興之初，是將「諸侯子」視為可靠的力量召集到太子所在的都城戍衛，並在罷兵之後享受特殊的待遇，這些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六國的「舊貴族子弟」，之所以將他們的爵位與一般人分開，實際上是對他們的「血統」致敬，更是對他們的「能力」有所期望。
道理非常簡單，在戰國、秦、漢的社會背景之下，世襲血統貴族的家族教育，或稱「家學」傳承是非常重要的智力資源，秦朝的「學室」可以教授「史子」，卻不可能培養出真正的軍事貴族，而秦漢的「軍功授爵制」，可以通過砍腦袋選拔出「兵王」，卻絕不可能在文盲圈子中製造出「將帥」。
正因為如此，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記載：
其後二十餘年，高帝過趙，問：「樂毅有後世乎？」對曰：「有樂叔。」高帝封之樂卿，號曰華成君。華成君，樂毅之孫也。
因為祖父是名將樂毅，孫子就能受封封君，在今天，很可能被理解為一種「名人集郵」，在當時，卻是有現實意義的政治舉動，一樣是「千金買馬骨」。
在理解了這一點之後，再看上面的表格，就會發現，姓名可辨識的「荊不更」多為「氏+名」的多字登記，而「不更」則多為單字「名」，而且，「荊不更」的「氏」，如：
蠻、黃、宋、鄭、李。
蠻、黃均出自羋姓，楚國又有宋玉、鄭袖、李園，似乎也可印證，有「氏」，實為「血統貴族」出身，「荊」只是區別其血統的來源自楚系，如果更多的簡牘出土，或許還會有「齊大夫」、「趙不更」之類的稱謂面世。
綜上所述，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之後，並未熱衷於顛覆舊秩序，而是通過種種新舉措將大秦帝國的制度推行到六國舊地，並尋求「六國舊貴族」的合作，只是天不假年，壯志未酬。
考古發現告訴你：秦始皇統一後根本沒有剝奪六國舊貴族的身份特權
依照先秦時代的世界觀，「遠支公族」沒有直系繼承權，根本就不能視作「六國」本身，完全沒有鎮壓的必要，秦始皇對於願意投效新朝的異姓貴族，像對商鞅、張儀、蔡澤、李斯之流一樣，賜予他們爵位和保障權利，完全可以理解。
事實上，被項梁扶立的韓王成的「橫陽君」封號在《史記》中就沒有標明為韓國的封爵，極有可能是秦朝的封爵，另如：
秦滅趙，（趙奢子趙牧）牧子興徙咸陽，秦封武安侯，遂為扶風人。（王儉：《姓譜》）
由於記載有限，我們很難詳細分辨在史書中出現的「故秦某某侯」是什麼出身，因何封爵，但是，作為現象本身非常有啟發性，就是秦始皇在統一之後，很可能並只是對「六國王室」不寬容，而對更廣大的「貴族」群體給予了優待。
這一事實，一處又一處的考古發現給予了印證。
1979年在秦始皇陵西側的趙背戶村發現了百餘座皇陵修建者的墳墓，其中出土了十八件刻有墓主籍貫、爵位、姓名的瓦文。見下表：
（表格轉引自朱錦程湖南大學博士論文《秦制新探》）
表中的「不更」爵包含了原齊、楚兩地籍貫的人士，恰恰印證了「新黔首」封爵的事實存在，不過遠不如里耶秦簡的下表更有說服力：
（表格轉引自朱錦程湖南大學博士論文《秦制新探》）
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戶籍簡，展示了幾個新鮮的信息：
（1）「遷陵縣」除了「不更」之外還有「荊不更」，並與之並列；
（2）「遷陵縣」有一位「大夫」，卻是「荊大夫」；
（3）「不更」爵下是「小爵」中的「小上造」，而且人數還不少。
「小爵」的問題，與主題無關，可以擱置，重點談談「荊」字的問題，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也有一些爭論，朱錦程的《秦制新探》中收錄了張春龍、邢義田、張榮強、陳絜等諸先生的解釋，不外乎三種：
（1）「荊大夫」、「荊不更」是楚爵，只是秦朝政府登記進去了；
（2）「荊大夫」是秦爵，楚地本來的「貴族」對應封爵加「荊」字，遷徙來的秦人不加「荊」字；
（3）「荊大夫」是秦爵，是臨時性賜予，與故秦爵有待遇差別；
其實，這些說法可能都不正確，表中「荊不更」和「不更」的絕對數量很接近，以「內史」及「十二郡」的故秦地的人口存量，搞如此規模的「插花式」移民，不是「不經濟」的問題，是毫無可行性。
而且，對照「里耶秦簡」中的令文，秦朝的「徒」和「戍」往往是郡與郡之間的點對點派送，移民實邊最合邏輯的當然也是這種方式，這也就意味著「不更」也有可能是「故楚人」。
楚人秦相李斯
而在秦漢之際的簡牘資料中，有一個非常類似的身份區分方式，見張家山漢簡《奏讞書》「新郪信案」：
（信）以堅守滎陽，賜爵為廣武君，秩六百石。蒼，壯平君……贅，威昌君……丙，五大夫……皆故楚爵，屬漢以比士，非諸侯子。
這段話是敘述新郪縣令「信」和同案犯的過往封爵，注意其中兩個信息：
（1）故楚爵，屬漢以比士；
（2）非諸侯子。
注意，此處的「楚爵」並非是項羽的「西楚」，而是「楚國」或「張楚」（下文詳述），也就是說，楚漢之交，也曾經發生過一次類似於戰國末年、秦朝初年「改朝換代」的爵位變革，從經歷來說，新郪令「信」一直是在漢王劉邦麾下，卻也由「故楚爵」，「屬漢以比士」，「比」的用法在上文中「蠻夷君長」處已有，實則是「同等待遇」之意，後來又賜「漢爵」。
也就是說，「楚爵」——「漢爵」的過程，很可能複製了「楚爵」——「秦爵」的過程，那麼，「荊大夫」、「荊不更」自然不會和「不更」並列，因為已經轉化完了，再強調其來源，對於融合統治沒有任何好處。
這個「荊」字，真正對應的是「諸侯子」，因為漢初法律文書上表明「是否諸侯子」，就意味著「諸侯子」這個群體在秦漢之際屬於特殊群體，必須標明，而漢初的圖籍資料本就為蕭何取自秦宮，地方上自然也是延續秦制，那麼，這個標識，極有可能也是延續自秦制。
過往學術界對「諸侯子」的身份多有爭論，李開元先生認為，「諸侯子」就是籍貫在原六國故地的、參與劉邦反秦戰爭的諸侯人，其實不確。
在劉邦入漢中過程中，「楚子、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」（《漢書·高帝紀》），楚子和樊侯蔡兼這樣的韓家子才是諸侯子，而「諸侯人之慕從者」才是李開元所說的「諸侯人」。
那麼，「諸侯子」到底是什麼？
應該是「楚國及諸侯支系宗戚之從軍者」，即六國的舊貴族子弟及他們的徒眾，或者僅限於他們本人。（見曾磊：《「諸侯子」小議》，《南都學壇（人文社會科學學報）》，2010年3月刊）
大秦帝國中秦獻公、秦孝公的父子兵，這也是貴族軍隊的常態
另見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中記載：
令太子守櫟陽，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。
五月，兵皆罷歸家。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，其歸者復之六歲，食之一歲。
由此可見，漢興之初，是將「諸侯子」視為可靠的力量召集到太子所在的都城戍衛，並在罷兵之後享受特殊的待遇，這些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六國的「舊貴族子弟」，之所以將他們的爵位與一般人分開，實際上是對他們的「血統」致敬，更是對他們的「能力」有所期望。
道理非常簡單，在戰國、秦、漢的社會背景之下，世襲血統貴族的家族教育，或稱「家學」傳承是非常重要的智力資源，秦朝的「學室」可以教授「史子」，卻不可能培養出真正的軍事貴族，而秦漢的「軍功授爵制」，可以通過砍腦袋選拔出「兵王」，卻絕不可能在文盲圈子中製造出「將帥」。
正因為如此，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記載：
其後二十餘年，高帝過趙，問：「樂毅有後世乎？」對曰：「有樂叔。」高帝封之樂卿，號曰華成君。華成君，樂毅之孫也。
因為祖父是名將樂毅，孫子就能受封封君，在今天，很可能被理解為一種「名人集郵」，在當時，卻是有現實意義的政治舉動，一樣是「千金買馬骨」。
在理解了這一點之後，再看上面的表格，就會發現，姓名可辨識的「荊不更」多為「氏+名」的多字登記，而「不更」則多為單字「名」，而且，「荊不更」的「氏」，如：
蠻、黃、宋、鄭、李。
蠻、黃均出自羋姓，楚國又有宋玉、鄭袖、李園，似乎也可印證，有「氏」，實為「血統貴族」出身，「荊」只是區別其血統的來源自楚系，如果更多的簡牘出土，或許還會有「齊大夫」、「趙不更」之類的稱謂面世。
綜上所述，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之後，並未熱衷於顛覆舊秩序，而是通過種種新舉措將大秦帝國的制度推行到六國舊地，並尋求「六國舊貴族」的合作，只是天不假年，壯志未酬。